黄宗羲对读经和物的诠释，都是基于师门学术所作的细微改进，这一改进打开了全新的思想世界。

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17】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荀子治理思想最易为现实政治所实际运用。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力量的群体，是因为人们能够重视差异前提下的共处。9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序》，第1页。【13】换言之，礼不单是因为资源短缺而节制欲求，更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的欲求而创制的一套公共规则体系。在协调个人欲求与公共秩序的过程中，礼产生了，欲求与秩序也因此可能达到一定意义上的平衡。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这就是说，义利是具有公共性意味的价值选择问题，不仅仅只是个人偏好。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但是，这是一个长期耕耘之后的结果。

彭国翔：没问题，你说。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属于青年人的学者，比如吕妙芬，当时刚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总之，2000年初次访台对我是很有意义的经历，而期间得遇余英时先生，在我的人生中格外有意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先生，柳存仁先生也在。

沈裕挺: 嗯老师，所以也想问问您，您在博士毕业之后治学方向、治学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比方说一些像您说的，要进行知识结构上的更新，那您有哪些知识门类上的更新和进展的？ 彭国翔：你是说我个人吗？（沈裕挺：是的，个人。如果说你完全否定这个基础的话，刚才我们讲了，又何必读书呢？假如所有的阅读，都只是增加自己既有的成见，那又何必读书呢？而且，那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完全自满，无论在知识还是见识方面，已经到此为止，再也不可能增加了，就像一杯水一样，它已经满了，你往里边加不进去了。

什么叫变化气质呢？通俗地说，就是希望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嘛，今天比昨天变得更好。而现在的西方，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常常对我会有一些刺激。只有到毕业的时候，或者研究生阶段，有写论文的需要，经老师介绍，才能够到专门的港台阅览室去阅读。

如果说你能跳出自己原来的那个井，去不同的地方看一看，过去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不断深化自己，有意识地经常去建立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一些问题不断去拷问，这样的话，你自己就会不断成长。从学术训练的角度来看，有时候恰恰要要求自己读那些没有兴趣或者说不喜欢的书。但我觉得，我现在恐怕还需要更多充实自己，还没有到可以不做自己的研究、不充实自己，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到普及工作上去的那个时候。二是言之有理，你的论证符合逻辑、能够自洽。

于是，我想改一个字好了，就叫研究生学志吧。比如你读王阳明的著作时，要尽量去问：王阳明这段话是在说什么？他自己在思考什么问题？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切忌完全带着一个现代的、我的问题，去逼迫王阳明给出回答。

就像刚才说的，你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到史学的刊物。您刚刚也提到的几个点，涉及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跟教育比较相关的，比方说基础教育，目前我们基础教育可能在传统文化方面不是很足够。

或者说，我说：彦臻同学、裕挺同学，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说是，然后我再继续。有的同学说：老师，你们这些学者应该尽量扩大社会影响力。你和不同的学者交流，所得也会不大一样。比如说，我的硕士、博士阶段是研究中晚明的阳明学的。这就是我们讲的问题意识，就是你研究的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做学术首先要看有没有价值，有没有贡献。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文本没有什么意思，都不过是你的注脚，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情况：无论你学什么东西、读什么东西，都不过是给当下的你自己做注脚。

后来我逐渐明白，当时很多问题其实是接着20世纪初五四以来那个讨论来的。你还得要选专业，对不对？当然，你自己最后能不能跨学科、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学者，那是个人的造化。

你要往上读研究生的话，一定还是要具体集中到某一个专业领域里面。第一个就是关于您的援西入中和援中入西交互进行这个观点，我想问一下，就您的感觉和体会，在学术界目前这项交互进行的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先说哲学界吧，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彭国翔：总体来说，我觉得并不是太理想。

但是，对于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来说，当面向大众宣讲、传播的时候，首先要问问自己具备不具备讲这个东西的资质。现在我也碰到一些学生，他们可能一知半解地了解了一些西方的理论或者诠释学的某派，就觉得文本不重要，什么都是我们自己主观的赋予，文本没有什么客观的义法在里面。

交流收获当然首先要看你是跟哪些学者交流收获。这种精神和思想的资源，我想是有普遍意义的。当然，也有人可以花很短的时间就拿到博士学位。当然，我小时候并不明白，大了以后慢慢才知道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认为现代的大学里面就无法从事身心修炼的功夫。就是想问问您，您有这么好的一些理念，那比方说您在自己的家庭教育里，或者您对您的亲戚，有没有这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怎么去做的呢？ 彭国翔：嗯，有，当然是有的。

你不要因为这个情况就一定要跟他对着干、赌这口气。中学时我也买过《老子》来看，还记得是任继愈先生的译注。

至于你说的问题，即现代的学者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体现，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刚才讲的，第一，你不能只上导师的课、只看导师的书。

作为教师的学者，首先自己在知识方面要不断更新，才有足够的资格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对于从事社会普及的工作来说，如果是由专业的学者来承担的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现在一些人很喜欢到处去讲课，登坛说法。对援中入西来说，也是一样。

在我看来，那个时候的学术思想就是中西两头都通的。我想，一个好的学者会有这样一个自觉和计划，即研究完一个领域之后，会转移阵地，继续在另一个领域耕耘。

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历史方面，之前我们很少知道钱穆先生。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看法的。

那个时候，我大学是在南京大学，当时我们政治学专业是第二届。当时我就跟牟先生的学生联系，询问他们是否知道这部书，结果他们说也不知道。